谢女士与张先生的婚姻故事，因一套房产的归属问题引发了两审法院的不同裁判。2015年，两人登记结婚后不久，谢女士怀孕并暂停工作，张先生收入有限，购置位于XX市XX区的房产时，首付及后续装修款项主要由张先生的姐姐和父母出资。2017年，购房两年后，夫妻双方签订书面协议并办理公证，明确约定该房屋为谢女士个人财产。2019年，两人因感情破裂提起离婚诉讼，围绕该房产的归属展开激烈争议。
一审法院认为，尽管双方签订了书面协议并公证，但房屋产权登记未变更至谢女士一人名下，应视为张先生将其房产份额赠与谢女士的行为未完成，根据赠与规则，赠与人在财产权利转移前可撤销赠与，故该房产仍属夫妻共同财产，判决归张先生所有，由张先生向谢女士支付相应补偿。谢女士不服上诉后，二审法院则持相反观点：婚姻家庭领域的财产约定不同于普通民事赠与，双方通过书面协议对婚内财产归属作出的明确约定，符合《民法典》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故改判房屋归谢女士个人所有。
二、法律分析：夫妻财产约定与赠与规则的适用边界
本案争议的核心，在于如何认定夫妻婚内财产约定的法律效力，以及普通赠与规则是否适用于婚姻家庭领域的财产分配。
（一）夫妻财产约定的法定效力：书面形式是核心要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可见，夫妻财产约定的生效要件有二：一是书面形式，二是内容明确（如本案中“房屋为谢女士个人财产”）。本案中，双方签订了书面协议并公证，完全符合法定形式要求，依法应对双方产生约束力。
（二）赠与规则的适用边界：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
一审法院的裁判逻辑，实际是将夫妻财产约定等同于普通赠与关系。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但二审法院指出，婚姻家庭领域的财产约定与普通赠与存在本质区别：夫妻财产约定是双方基于身份关系对财产归属的整体安排，既包含财产属性，更蕴含人身关系和伦理因素；而普通赠与是单纯的财产让渡行为，以财产权利转移为核心。因此，不能简单将夫妻财产约定套用赠与规则。
（三）司法裁判的价值权衡：人身属性优先于财产属性
本案两审分歧的深层原因，在于对“夫妻财产约定”与“赠与”法律性质的不同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二条虽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处理”，但该条款针对的是“一方所有的房产”的赠与行为，而非夫妻对“共同财产”归属的约定。本案中，房产虽由张先生亲属出资，但系婚后购买，若无特别约定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双方通过协议将共同财产约定为一方个人所有，本质是对共同财产的重新分配，而非“一方将个人财产赠与另一方”，因此不适用赠与撤销规则。
三、签订夫妻财产协议的三大注意事项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夫妻财产约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性，也为公众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指引：
1.明确协议性质，避免混淆“约定”与“赠与”。若双方希望对婚内财产归属作出安排，应在协议中明确表述为“夫妻财产约定”，而非“赠与”。例如，直接写明“双方约定，位于XX处的房产归女方个人所有”，而非“男方自愿将房产赠与女方”。
2.及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降低法律风险。尽管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夫妻财产约定自书面协议签订时生效，但实践中若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可能引发“是否属于赠与”的争议。因此，建议在签订协议后及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或通过公证强化协议效力（根据《公证法》第三十六条，经公证的协议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3.理解司法裁判的特殊性，尊重婚姻伦理属性。婚姻家庭纠纷中，法院在处理财产问题时，会综合考虑夫妻身份关系、家庭贡献、伦理道德等因素，不会机械套用普通财产规则。因此，签订财产协议时应基于双方真实意愿，避免利用协议损害对方合法权益。
结语
夫妻财产约定是法律赋予婚姻当事人的重要权利，其效力受法律保护，但需符合法定形式和实质要件。本案中，二审法院的裁判回归了婚姻家庭关系的本质，强调夫妻财产约定的优先效力，既维护了协议的严肃性，也体现了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尊重。对于公众而言，理解夫妻财产约定与普通赠与的区别，掌握签订协议的关键要点，才能更好地运用法律工具保护自身权益。
（作者：罗海红，系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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